成就完事，别的乱七八糟的苛捐杂税全都不收了。

　　按照后世的考证，明朝的农业税并不算高，最高也不超过田地产出的十分之一，甚至有可能只是二十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。

　　但为何明朝末期农民生活得那么苦，直至为了口饭吃要揭竿而起呢？

　　原因很多，小冰河期灾害频繁是主要的，但人祸也不可忽略。

　　比如说这个丁银，就是人头税。你有地没地，收成好坏，都是跑不了的。家里人口越多，负担越重。

　　特别是农民，本来就收入不高，再一大家子人，负担可想而知；而富绅地主呢，那点丁税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的事情。

　　而且，丁银做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，明朝朝廷却把它划拨给了地方官。

　　这个操作空间就很大了，地方官一是可以少报人口，直接贪污。再一个就是收受富人贿赂，使其丁差减少甚至免除，而转嫁到百姓身上。

　　再来说说这个张居正实行的一条鞭法中的实物折银，也就是把赋税全部改成货币收取。

　　从历史的进程看，这当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。但在实施过程中，却并未给农民带来方便和实惠，也没给国家增加收入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：每到税收期限，农民为了交赋税，得把手里的粮食变成银钱吧！

　　而市场上的粮价基本上会应声而落，也就是银贵谷贱，总要农民多卖出很多粮食才能凑够。三个月后，粮价差不多又恢复到了正常水平。

　　这可不是粮食价格的正常波动，而是粮商官僚在联手捣鬼，合力压低价格。

　　但国家收到了如数的银钱，应该不吃亏吧？

　　实际上呢，假如政府拿着农民卖了一百石粮食才凑足的赋税，用于支出花销时，粮价多半已经回到正常水平，在市场上就只能买到六十石粮食。

　　就是这样，粮价的时间差异会造成农民负担加重，而政府收入也没有增加，甚至是减少的结果。真正从中获利的，只是商人和涉足其中的官僚。

　　当然，也不全是不好。粮食运输损耗大，远不如银子解送国库更方便。

　　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，把一条鞭法骂为“残民一条鞭”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　　而一条鞭法所带来的另一个影响久远的问题，就是火耗问题。因为要纳银交赋税，也就免不了碎银熔铸，难免有损耗。

　　于是，火耗就又成为地方聚敛的一个巧妙手段，也转嫁到百姓身上，成为了沉重的负担。

　　不可否认，张居正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，一条鞭法也有其先进性。

　　但朱由校的改革却不会照搬照用，而要存精去芜，更加先进。当然，这只是迈出的一小步，具有很在的实验性和考察性。

　　首先，皇庄清退的政策中含有“摊丁入亩”的意味，就是把丁银算进总赋税里，从而把丁银收入纳进了中央财政；

　　其次，五年交赋税，田地归农户，又有“公地放领”的影子，增加自耕农数量。

　　当然，其中还有以当地五年收成的平均数定赋税，使胥吏逞奸减少了操作空间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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