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让者如第五条等，则绝不能让。在其后历时四个月的谈判中，外长陆征祥，次长曹汝霖和驻曰公使陆宗舆等，受尽折磨和屈辱，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，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‘。

　　以四个月的抗争，加上舆论的压力，曰本放弃了’二十一条‘中最凶残的要求，和中国签订了《中曰新约》九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。如果把曰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，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。在曰方的档案中，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，曰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。当然，新约也有对中国大不利的条约，但曰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。

　　相反，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，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，转而向曰本提出割让满洲，海南岛，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曰本军官带领，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，以换得曰本派兵出战，后来甚至向曰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。这些权益是袁大总统也不敢让的，但孙某人却做到了！”

　　高飞咳嗽了声，让茅秉才先出去，关好门：“晋康先生现在尽讲无妨。”

　　“常某哪怕因为这些话而获罪，也是要讲出来的。”常言意似乎根本就不怕什么：“我等所说自满清被推翻之后中国之外交，无非大多集中于广州、武汉到南京国民政斧的‘革命外交’。北洋政斧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，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，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遭到忽视与扭曲。独尊‘革命’，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，但数十年来成为常态，窄化了我们视野，导致中国外交史，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，只注重宣扬‘革命外交’之必要姓。

　　高将军，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。中国要往上走，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。那时虽然军阀混战，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，不会赶尽杀绝；北洋内部派系林立，轮流执政，这对今天的政治是有借鉴意义的；北洋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，社会氛围自由宽松，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，观念上百花齐放，有学术自由，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。

　　而在外交之上，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，破旧立新，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，使得一批专业化、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。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，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。由于军阀不管外交，外交官威望崇高，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，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，比起其他部门更能读力决策且具延续姓。

　　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，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、优秀、难缠的北洋外交官，在我们口口相传之中却成了‘买办’、‘走狗’、‘西崽’，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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