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看着他们领年终奖。而且每年都要派遣专人来上门慰问员工的家人，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。（于是武侯设坐庙廷，为三行饷士大夫，上功坐前行，肴席兼重器、上牢。次功坐中行，看席器差减。无功坐后行，看席无重器。饷毕而出，又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，亦以功为差。有死事之家，岁遣使者劳赐其父母，著不忘于心）

　　正所谓上富而骄，下贫而怨。

　　只有合理的赏罚制度，人才才不会流失。若是只给手底下人底薪，连提成、奖金等一样都没有，那么手底下人就只好摸鱼来糊弄。若是给手底下人解决了后顾之忧，还能拿大捆的奖金发年终奖，那手底下人必然有工作积极性。而且必须给现金，不是现金没那么大的冲击力。

　　当然，吴起在纪律要求上也是十分严格的，一切行动必须坚决听从指挥，否则将会严惩不贷。

　　如此赏罚分明，就使得魏武卒在前期拥有极强的战斗热情和极高的士气。吴起也在大大小小历经六十四战后，为魏国夺取了秦国在黄河西岸的五百多里土地，将秦国压缩到了华山以西的狭长地带。

　　之后，继承吴起的衣钵，并将这一套发展的极致的人名为商鞅。

　　而商鞅平生最不喜欢给百姓画饼。

　　自从秦国丢失了河西之地，历代秦国国君会对大臣、百姓灌输着‘河西民众苦不堪言，大家的家人也是一样吧？我们要发扬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，积极踊跃为收复河西的失地做出应有的贡献’。

　　可这样的话术一次两次可能还有些作用，时间一长很多人就会麻木了，甚至还有一部分人会认为自己的国君又在画大饼、职场PUA。要知道，秦国在丢失了河西之地、函谷关后，仅剩的不少领土都是贫瘠之地，大部分的百姓都不一定能解决自己的温保问题。

　　等到商鞅执掌秦国大权并进行变法后，秦军在短时间里就变成了山东六国谈之色变的虎狼之师。

　　在商鞅看来，宣传最为将就的就是对口。秦国的历代国君有东出进而统一六国的理想，好，很好，很有精神。若是你给秦国的百姓频繁讲这个理想和志向是不现实的，秦国百姓所需要的东西很简单，就是想要自己的财产能够增加，想要更多可耕之地、更大的房子，想要人人羡慕的地位。

　　于是，商鞅就设计出了十八等爵位制度，将个人的发展与秦国的命运牢牢联系起来。什么是封建？简单来说就是每一个等级的人都有相应的特权。只要爵位每升一级，就能获得更多的良田、宅邸、仆人，还能穿更好的衣物，吃更好的食物，逝世也能在坟前多种一棵树，甚至是成为奴隶的家人都能成为自由民。就算是战死沙场也不用担心身后之事，爵位和战功都能由自己的子嗣来继承。

　　可以说，商鞅就是用爵位、授田、世袭来满足了秦国百姓最为原始的功利心。

　　有谁不想过好日子？从一个地位较低的百姓甚至是奴隶翻身成为大贵族，这是从理论上来说是极有可能的。

　　只是，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——必须是要打胜仗。因为只有打了胜仗才能打扫战场。

　　但是，这样的制度也是一把双刃剑，有利也有弊。

　　军爵制度原本应该是激励所有人的有效手段，随着低级爵位的泛滥以及人性自私，逐渐成为了一种荣誉称号。

　　这就好比是一块大蛋糕，开国元从功臣分走了最大的一块，后来的底层就只能分走一小块。而底层再想像商鞅时代那样直线上升，几乎就是白日做梦。

　　这也是府兵制所产生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像清定这样一没系统，二没金手指，只能借助来自前世的记忆来尽可能增强上条家的实力。

　　很快，清定便趁着府中长尾家也在休养生息之际，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于行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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